舉牌人朝不保夕的勞動真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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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牌人朝不保夕的勞動真相
第一回：「活著」的度量衡
第二回：有錢的壞人和沒錢的好人
第三回：我偷了我的契約
第四回：羅馬不是一天可以顛覆
第五回：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
番外篇：非典型舉牌人──邊談戀愛邊舉牌
番外篇：非典型舉牌人──帶著「加味的」上工
2015.12.16
調查報導〉一個人的十字路口
舉牌人朝不保夕的勞動真相
文／王立柔　　攝影／余志偉　　封面照片／吳逸驊
2015年7月中旬，我借用朋友的身分證前往聯合派報社應徵「舉牌人」的工作，展開2個月的化身採訪，總共有6個週末站在台北市內湖區大潤發附近的路口。
令人難熬的其實不是34度高溫，而是一種被放置在烈暑中心、「無所遁逃」的感覺。無雲的晴空很大很大，我很小很小，周遭的一切遮蔽物都退得很遠，只能一面尋找最省力的姿勢，一面感覺自己漸漸退化成一隻遲緩的爬蟲類，孤單地接受這個天氣全部的關注。偶爾與經過的機車騎士對到幾個眼光，那眼光又倏忽即逝，完全稱不上人與人的互動。
第一回：「活著」的度量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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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牌人在街頭要克服氣候環境還算容易，最難面對的是路人的忽視與自身的孤寂，同時將自己放在可能被勞動剝削的風險當中。（攝影／余志偉）
派報社窩在台北市首都飯店後方一彎小小的巷弄裡，簡單幾個辦公桌之外，地上堆疊著大批大批的傳單、海報，整個空間貌似倉庫，散發著紙與塵的味道，一支支超過2公尺長的木牌則擱在外面的走廊。
舉牌人的任務正是站在路口，拿著這些印有漂亮大樓照片的牌子，一方面為建案宣傳，一方面藉由牌子上的箭頭，為有興趣的路人指引銷售中心的方向。
每個建案及銷售中心所在位置不同，需要的廣告人力也不等，像遠雄紐約和御東方這2個建案就各有6支牌子，在台北市算是一般的數量，而新北市一些地方的動線長，有時候為了指引一個銷售中心的方向，用得到10支牌子。很難數算台北市一個週末共有多少舉牌人，但這算是一間大的派報社，每個禮拜都有40、50名以中老年男性為主的舉牌人殊途同歸。
他們不似白領上班族那樣頭面整齊，而是非常草莽、底層的氣味，大多擁有紅褐色的皮膚、刻著粗礪紋路的臉。有人鼓鼓的背包彷彿所有家當都在裡面，厚厚的布面左拼右接，一問之下才知道他自行縫了又補；有人則穿著開口笑的鞋子，捆著兩條黃色橡皮筋，就算接好了鞋子的下巴。我還見過一個舉牌人有次往雙手套了兩個透明塑膠袋，作為我這輩子看過最陽春的手套，以防被支撐牌子的木柱扎傷。
既然年輕女生在這裡是稀有動物，我免不了要預想一套劇本，好回應奇異的眼光。
「你還是學生嗎？」派報社櫃檯小姐試探地問。
「剛畢業，來台北找工作。」
「是喔，你哪裡人啊？」
「台南。」
「你台南？我也台南，你什麼路？」聽到關鍵字，旁邊來拿海報的一位阿姨興奮大叫。
這隨口一問讓我心驚肉跳，兩秒後才以雲淡風輕的口吻，奮力背出朋友的戶籍地址。當然不能記錯，載有正確答案的那張身分證就在櫃檯小姐的手上呢。
就這樣熬過幾回合再平凡不過，卻教人腦力激盪不停的對話之後，我正式成為這個小世界的新成員。

舉牌人每日工作時程圖（整理／王立柔，製圖／殷子衿）
這間派報社給舉牌人的日薪是800元，是我打聽到台北市最高的行情，也有750元的，但若丟失牌子還要扣薪500元。基本上，舉牌工作僅僅每個禮拜六、日才有，很難想像如果只討這行飯，如何只靠著週薪1600元生活？
但確實很多人就是如此。 其實從前從前，他們往往有過一份足以維生的穩定工作。有位54歲的阿伯講起還在扛冷氣的日子，每到旺季，一個月賺個至少3萬6千元不是問題，但後來就做不動了。也有阿伯誇口說他念過大學，還在公務機關教過國標舞，但怎麼流轉到今天的位置，他沒有著墨。
其實原因不外乎幾個：年紀太大、外型口條皆不討喜。不少人被便利商店或速食店打槍過，徹徹底底與服務業絕緣，到就業服務中心求助，眼看窗口人員很和善，心頭一暖，等到自己的條件鍵入電腦、搜尋匹配工作之後，篩選出來的結果剩沒幾個，又墮入異常的冰冷。
也因此，雖然每個人對於這份工作的感受不盡相同，有的認為「不是人幹的」，有的覺得輕鬆，大抵上都很珍惜這個機會，認為這至少是唯一願意接納他的工作。
成為舉牌人確實不需要通過什麼門檻，這裡有些人是遊民，有些人則是康復之家的收容者，其中有個缺了一隻手肘的瘦高男人，大面積的燒燙傷疤痕覆蓋在他攣縮變形的肢體與臉孔。
處於壯年的舉牌工相對少了很多，他們平常往往有其他工作，有的人南北跑，哪裡有工作機會哪裡去，多是到工地當臨時工，還有人平日待在北部其他縣市的染布工廠，週末清晨再搭火車趕往台北。當然，也有人正值失業期，每週花個兩天以時間換取金錢，對生活加減有幫助，但他們都意識到這不能夠是唯一的收入來源。
即使錢不能買到一切，為譏刺貪財庸俗的人，甚至有銅臭一說，但人在缺錢的時候撐不起那個鼻子，錢聞起來純然是生存的香味。越沒有錢，沒事的時候心思就越釘在分分角角，隨時掂量著眼前的東西「多少錢」。
有天早上，我喝著一杯便利商店的冰咖啡。

（整理／王立柔，製圖／殷子衿）
「這個⋯⋯要45元吧？」舉牌同事用一種珍貴的語氣問話，幾乎讓我覺得自己奢侈。
過了一陣子，我買了罐裝咖啡給較為熟稔的幾個人。
「這一罐不是要25塊嗎？」
「你這樣就花了100塊耶！唉，幹嘛花錢啦！」
他們計算得飛快，替我不忍。
錢到了舉牌人的手上，怎麼就變得那麼薄？這條產業鏈的上下游是建設公司→代銷公司→派報社→舉牌人，我向兩位代銷業者打聽目前市場的一般行情。
「假如一個案子的總銷售金額是10億元⋯⋯」代銷業者隨口舉例就是10億元這樣的天文數字，原來，在接到建設公司發包的廣告業務後，代銷公司可以向建設公司請款的費率是建案總銷售金額的5%～6%，代銷公司再花其中的1/2當成本，按照不同的廣告類型，把業務轉發給不同的廣告代理商。
派報、定點舉牌只是一個小小的項目，有時候只佔廣告業務的十分之一，而代銷公司發包給派報社之後，派報社再找來臨時工。就舉牌這份工作，代銷公司供應的價碼大約是一天1,200元，派報社抽走三分之一，舉牌工實領最多800元左右。
錢於是變薄了，裝在小小的白色信封袋裡，收在派報社的櫃台旁，等著被一雙一雙散發汗味的手掌捧起。
一個下工後的傍晚，一票人擠進貨車往信封袋前進，路途中遙遙望見身姿驕傲的101大樓。
「你們有去過101嗎？那個上去好像要500塊欸！」
「要500塊？」
「500塊！而且不能穿拖鞋，會有人把你請出來！」
「那個要500塊欸⋯⋯」
舉牌一整天的疲憊隨後淹上來，對話不再繼續，一雙雙眼睛對著夕陽裡遙遠的101安安靜靜地發楞。 而我只是在想，這同一個城市裡究竟並存著多少套「活著」的度量衡，不曉得從101觀景台上能不能看得清楚。
第二回：有錢的壞人和沒錢的好人
圖輯1／9：舉牌人的一天，早上7:54。（攝影／余志偉）
圖輯2／9：舉牌人的一天，早上8:07。（攝影／余志偉）
圖輯3／9：舉牌人的一天，早上8:26。（攝影／余志偉）
圖輯4／9：舉牌人的一天，早上8:28。（攝影／余志偉）
圖輯5／9：舉牌人的一天，早上8:31。（攝影／余志偉）
圖輯6／9：舉牌人的一天，早上8:35。（攝影／余志偉）
圖輯7／9：舉牌人的一天，早上8:38。（攝影／余志偉）
圖輯8／9：舉牌人的一天，早上11:24。（攝影／余志偉）
圖輯9／9：舉牌人的一天，下午5:21。（攝影／吳逸驊）
現在想起來，那個上午好似一片朦朧。勉強要辨認的話，大約就是一個晴朗而無風的早上，我與其他的舉牌人正在停車場集合，曬著太陽閒扯淡。直到派報社一位副理走來宣布「上個禮拜，台北市有個舉牌人被車撞死，大家自己在外面小心」，我最清晰的印象就只剩死亡。
努力回想副理接著發表的談話，裡頭除了眼觀四面、耳聽八方之類的「安全提醒」，就沒有更進一步的實際資訊了，像是事情怎麼發生的？後續怎麼處理？舉牌人的工作暗藏危險，狂風一來容易和牌子一起仆街，如果我們真的出事要怎麼辦？
雖然事情不是發生在這間派報社，從副理那些不著邊際的話語裡，拼湊出來的仍然是兩個訊息：
一、不管發生什麼事，千錯萬錯都是你們的錯。
二、不必去想真的出事怎麼辦，這個工作就是沒保障。
半小時後，我和七、八個阿伯屈膝坐在貨車裡，與牌子一起被載往工作地點。起初很安靜，直到車子被一個紅燈攔住的時候，才終於有人發了話，大家便七嘴八舌開始討論「舉牌人撞死事件」，沒說話的也耳目靈動起來。
「聽說是站在內湖的。」
「對、對，就現在這個路口。」
「啊為什麼會被撞？他是不是有喝酒？」
「沒啦！過馬路沒注意看啦。」
「他一定有喝酒。」
「沒啦！」
「真是，自己出去都不注意，大概是休息的時候過馬路闖紅燈。」
「闖紅燈喔，那能怪誰？」
「他一定有喝酒，嘖，喝酒要怪誰。」
然後這起事件就在大家各自的幻想中結案了。
其實每個人都是今天第一次聽到消息，但每個人講起來都彷彿剛從現場回來似的，且所有的猜測浮出的就是兩個訊息：
一、不管發生什麼事，千錯萬錯都是我們的錯。
二、不必去想真的出事怎麼辦，這個工作就是沒保障。
我試圖探出一些焦慮或質疑，像是「下次如果輪到我怎麼辦」、「派報社真的不用賠錢嗎」，但這裡沒有這樣的假設，大家都急著把責任攬到勞工這方，好像自圓其說一樣地放下心，然後又可以去應對一個又一個沒有保障的明天了。
工傷協會成員劉念雲表示，許多到協會求助的工人，多半認為問題出在自己。（錄音／余志偉）

工傷協會成員劉念雲。（攝影／余志偉）
我來到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，向協會成員劉念雲、楊國楨提出這些觀察。劉念雲見怪不怪地說，其實很多來協會求助的工人，一開始也都認為「是自己的問題」。

工傷協會成員楊國楨。（攝影／余志偉）
「很多人的狀況已經不只是『朝生暮死』了，是連要怎樣的朝生暮死都不敢想。可是很奇怪，假設沒有後路，不是應該想說現在要拿更多嗎，拿個2,000塊再死，還是拿個800塊再死？所以最根本的問題是，勞動者今天有沒有想過由他自己來決定這件事情？」
楊國楨也提出社會運動者的困境，「到底用什麼方法可以提醒到一個勞動者的『勞動意識』？有時候，即使勞工自己也知道環境有問題，還是要等到真的職災了、很嚴重了才來求助。越弱勢者越覺得自己就是這樣，過了今天就沒明天，也無暇去想這些問題。」
工傷協會成員楊國楨認為，社會運動者最大的難題在於，如何喚醒勞動者的「勞動意識」。（錄音／余志偉）
那一天我回家後，重新翻了翻道格·麥亞當的《自由之夏》。
時序回到1964年夏天，地點拉到美國北方，將近一千名的白人大學生自願赴密西西比州從事黑人選民登記。這些年輕人是既得利益但尚未腐化的一群，渾身漲著道德使命感、正義感與理想性，是一群坐擁豐厚資源的「憤青」，燦爛、自信而趾高氣昂，滿心相信能改變世界，也相信世界應該被改變。
這些年輕人在書中，亦是這麼被描述的：
「他們很少有人真的了解這個世界與他們過去的經驗有多麼不同。他們從未見識過啃噬生命的貧窮、政府帶頭違法以及辱沒人性的社會階級限制，這些都是密西西比黑人日常生活中稀鬆平常的事。他們也未曾面對令人難以釋懷的恐懼，以及這些情況必然隨之造成的心理效果──讓人精神萎靡的宿命觀。」
這種「精神萎靡的宿命觀」，講難聽一點或許就是「奴性」，但觀察到舉牌人的逆來順受之後，這個字眼仍然顯得太刺激了。畢竟很多現象其來有自。試想，從小生長在金字塔頂端的「人生勝利組」與人生盡是不如意的「魯蛇」，誰更容易相信自己可以主宰環境？學法律的菁英與欠缺法律知識的勞工面臨權益受損之際，誰會意識到手邊有武器能進行攻防？
這間派報社裡有個很愛找我講話的陳阿伯，一天到晚抱怨「這個工作不是人做的！會越做越爛！」但派報社人員對他大聲時，他亦不敢表露情緒。他最大的嗜好就是隨手翻翻《孽鏡台》這樣的「佛學」小冊子，裡面記載著「鐵衣」、「刺嘴」、「灌藥」等滿滿的刑罰。他著迷於地獄，嘴裡常常數著做錯什麼事情要受什麼處罰，卻鮮少論及做對什麼事情能得到什麼褒賞，更別提這些處罰或褒賞，都不是活著的時候能領到的，無法影響他眉睫下的生活。
另一位韓裔台籍的王阿伯則是每次聊天，平均三句話就會拉回他的觀世音大道理，對於任何現象都自有他的一套解釋，比方說容貌姣好的人必定是上輩子不出惡語，彩券中獎的人不過是等到了他的福分，鴿子之所以是鴿子，則是因為前世「亂搞男女關係」。有一次，身邊的人幾乎是憂慮地問，「這輩子已經那麼難過了，還有下輩子？」只見他淡然而篤定地說，「這輩子沒過好，希望下輩子過好一點。」
至於這輩子為什麼「過不好」？一個人能夠企及怎樣的教育程度、社經地位，不可否認有個人的努力在其中，但更大一部份是靠著資源堆疊出來的，不管那個資源是經濟還是文化資本。因此，被這麼多的宿命觀包圍，最尷尬的時刻莫過於他們擁著我，忙著替我「找頭路」。
「你可以去做服務業啊，超市收銀台、餐廳都很好，可以吹冷氣，不用曬太陽。」
「去當空姐啦，那才是適合你的工作。」
「趕快去考公務員，你有念到大學，一定考得上，反正先考上再說，以後就是鐵飯碗。」
「你在這邊久了，說不定派報社願意用你，讓你進辦公室做。」
每次被這些「熱心」夾擊，我都含糊其詞搪塞過去。其實在劇本裡，我不至於設定自己到一個太慘的角色，也沒有隱瞞「大學學歷」這件事，而只要一提到大學，他們往往毫不掩飾地驚嘆「哇！好厲害喔！」「好棒喔！」「聽妳講話就知道教育水準很高。」
第一次聽見這些話，有那麼一點毛骨悚然，因為這些聲音裡面，完完全全只是一種善意的羨慕和讚賞，不帶任何一絲絲的妒忌、不平衡或怨懟，只希望趕快把我推到我「應得」的位置上，這些人彷彿完全相信自己本來就是另一種生物，本來就活該在一個瀕臨生存底線的世界……那是一種「相信自己只值這樣」的狀態。
最受階級之害的人，常常就是最信奉階級的人，這件事本身又是階級的後果。於是這群勞工一面拿著有問題但他們看不懂的契約，被資方欺騙著說毫無保障，流放在制度的高牆之外，對於能象徵牆內的一切事物，又仍然那麼廣泛地崇拜著。
比起兩位寄熱望於輪迴的阿伯，有一位舉牌人阿給（化名）對於自己的一生，有比較不那麼虛幻的分析。
「我學歷只有高中，考不上大學，也沒有其他專長⋯⋯我覺得我就是一無是處，一生整個很失敗，好像一直都沒有想清楚，沒好好規劃過前途，不斷走岔、走岔。現在這個工作願意用我，我已經很感謝了。」她的眼神飄往遠處，更像在對自己說話。
「你指的『失敗』是什麼？」
「就是像現在這樣，需要靠別人的救濟才能過日子，也不確定有沒有錢可以養老。」
「唉，看看那些富商、政治明星，理論上是『成功』啦，但哪一天被發現賣黑心食品的賣黑心食品，貪汙的貪污，名聲掃地、鋃鐺入獄，這樣他們算成功還是失敗？」我試著安慰她。
「可是他們有錢哪。」阿給注視著我，淡淡地回了這麼一句。
阿給並不是勢利的人，她自己就忍受過許多勢利的人，包括虐待自己的手足，以及她遇過的壞老闆，「我可以看得出來，他們都是很現實的人，很重視錢，就是太重視錢了，對人說翻臉就翻臉……只是我也搞不懂這社會是怎樣，好像比較有錢的人都是這種嘴臉？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像他們這樣的價值觀，反而是有錢的？」
她的聲線平穩，沒有不滿的起伏，只是直直地向她身處的世界發射一個純粹的疑問。
這令我想起最近填過的一項網路問卷，旨在探討人們對於「魯蛇（Loser）」以及「溫拿（Winner）」的定義及看法，最後一題問著，你認為怎樣的人算是溫拿？
我寫在問卷上的答案是，「大家都口口聲聲說要『做自己』，但如果有選擇的話，還是想成為的那種人。」
靈光一閃，我沿著阿給的疑惑丟回這個問題，「『有錢的壞人』和『沒有錢的好人』，你願意當哪一個？」
「沒有錢的好人。」阿給在一秒之內就回答我。
即使在派報社的日子結束以後，我還是常常玩味著這個答案，玩味著何謂選擇，何謂尊嚴，何謂贏家。我不曉得阿給的答案，究竟證明了「仗義半從屠狗輩，負心多是讀書人」的理論，又或者她仍然相信自己只值這樣、「太守本分」了呢？
第三回：我偷了我的契約
圖輯1／4：派報社牆上貼有工作安全守則。（攝影／王立柔）
圖輯2／4：代銷公司人員到舉牌員工作現場要求簽到。（攝影／王立柔）
圖輯3／4：派報社制式的合約書。（余志偉翻攝）
圖輯4／4：派報社制式的合約書。（余志偉翻攝）
到派報社臥底、從事舉牌工作的第一天早晨，這個環境很顯然就有哪裡不對勁。當我一拿起手機，想要拍攝牆上的「安全須知」（工作守則）時，整個派報社裡的人都驚聲尖叫著阻止。接著，一位副理遞來半張A4大小的「承攬契約書」，直接翻到背面，要我在「乙方」的空白欄簽名。
理所當然翻回正面，才看兩行，一隻手又伸過來翻面。
「來，簽這裡！」
「呃我先讀一下。」藏不住聲音裡的些微抗議。
「好！讀一下！」對方先是愣了兩秒，很快從善如流，卻多看了我一眼，並且在旁邊盯著我讀。就在他察覺我的可疑的同時，我也察覺到，會來這裡打工的人，通常是不讀的，對他們來說也沒必要讀，因為讀了又能怎樣？
我被盯得不自在，只好隨便瞥幾眼就乖乖畫押，偏又不死心開口，「我可以自己留一份嗎？」
「你要幹嘛？」
聽得出來，對方這次真的很警戒。我趕緊扮起天真無知少女貌，呆呆地說，「沒有啊，我只是想說，這種東西不是都要自己留一份嗎？」
「喔！」他鬆了口氣，「不用啦，這個東西不可以給你們外流，怕同業看到。」
把這張紙弄回來，成了我2015年的新心願。但每一次上工，見得著這份契約的時機只有早上簽到一次、傍晚領錢一次，中間相隔8小時，只能滿腹鬼胎在外舉牌，運籌帷幄，靜待下回再戰。
直到第五週的時候，我終於趁著前後剛好沒別人，櫃台人員低頭處理文件時，在一份報紙的遮掩下，摸走了一張空白的契約。轉身離開時，連加速的心跳都在嘲笑著：作為一個勞動者，這種東西居然得用「偷」的？
假承攬真僱傭　迴避《勞基法》雇主責任
很難斷言派報社之所以不准我們持有契約，「怕同業看到」是不是純粹的藉口，肯定的是，這份「承攬契約書」並不適用於舉牌人的勞務型態。
《民法》把勞務契約分為3大類：僱傭、承攬和委任。承攬說白了就是一種「我只要做出成果就可以拿到報酬，你管我怎麼做」的勞務型態，承攬人享有很高的獨立性，不受定作人的指揮監督，也可以自行決定工作地點、流程及強度等，承攬人甚至可以再承攬出去，叫別人替他做。日常生活中其實有很多承攬的例子，像是阿姨買了一匹布，請裁縫師做衣服，或是雜誌工作者找人設計封面等。
至於僱傭，勞工既不能找人代班，也不能隨心所欲地進行工作，必須在一定或不定的期限內替雇主服勞務，得到報酬。一般人最熟悉的朝九晚五上班族，就是僱傭。
兩者最大的差異在於，受到《勞基法》規範的只有僱傭關係，也就是說，如果把一項符合僱傭性質的工作誤導為承攬契約，雇主有迴避《勞基法》相關責任之嫌，包括正常工時、基本工資、資遣費、退休金、休息/假、職業災害補償等規定，也跳過了《勞工保險條例》所規範的強制納保。
律師丁穩勝指出，不只弱勢勞工，專業的法律系學生也可能搞不懂承攬契約書的合約定性。（錄音／余志偉）

律師丁穩勝。（攝影／余志偉）
蒐集相關法條以及法律見解之後，我約了常常替勞工團體義務辯護的丁穩勝律師，向他歷歷描述舉牌人一天的工作流程，想確認這是不是「假承攬真僱傭」。
「早上的集合時間固定。」
「必須簽到。」
「被指派工作地點、分發工作項目。」
「有一定的工作方式，就算用繩子綁緊牌子，人也不可以走開。」
「工作時間固定。」
「每個整點休息10分鐘，午休半小時。」
丁律師終於忍不住笑出聲，「連休息時間都規定了，還不是僱傭喔？」
「但，派報社會不會主張說這個工作只有週末才有，每次也不是所有人都會來，一日一簽的承攬契約是性質所需？」我不放心再追問。
「不會啊，僱傭關係裡也有部分工時制啊，又不一定要每天來上班8小時，《勞基法》第2條關於工資的規定就提到計時制，他其實能以『永久不定期』為原則雇用舉牌工啊。」
丁律師又揮揮我複印給他的契約，「這種我看過很多了啦，都是一些律師幫雇主規避《勞基法》所寫的，有些汽車業務、保險業務、清潔工⋯⋯全部都寫成承攬契約。」原來，雇主先找律師寫出一份像模像樣的契約，讓第一線勞工看了不疑有他，騙在起跑點上，達到預防訴訟的目的。
我回想實際接觸的狀況，「真的耶，我曾經故意問過好幾個舉牌人，工作時如果中暑、車禍怎麼辦？他們都異口同聲說，沒怎麼辦啊，算自己家的事，還說出去外面自己要注意，這個工作就是沒保障。」
我更驚覺，每一次簽完「乙方」之後，派報社就立刻把契約收回去了，「甲方」那一欄永遠空白，換句話說，舉牌人從來不曉得自己在跟誰簽約，而這就影響了證據的形成。
「你們先簽，而且拿不到契約，未來若發生爭議，派報社大可以補簽甲方再拿出來，補簽的好處就是自行決定要由哪一間公司來面對訴訟，賺錢的就不要應訴嘛！讓賠錢的、快倒的、沒財產的當冤大頭就好，就算判賠也賠不出來。這樣的案例我碰過很多啊，最弱勢的工人都這樣，最後要告誰都不知道。」我慘然無語，心想，別說亂填了，整疊契約燒掉也沒人知道啊！
丁律師接著安慰似地補充，倒也不是沒有打贏官司的案例，他看過好幾起「假承攬真僱傭」的爭議或職災，都在民事法庭上被認定為真實僱傭關係，因此根據《勞基法》，雇主該給當事人的資遣費還是要給、該補償的醫藥費還是要補償。
「問題是，落到這步田地的勞工，怎麼會知道要去打官司？怎麼有能力打官司？」我仍然不樂觀。
「確實，不少案例是法律扶助基金會介入……」丁律師也點點頭。
剝削早就開始了 從何修正起？
舉牌群像。（1/7，攝影／余志偉）
舉牌群像。（2/7，攝影／余志偉）
舉牌群像。（3/7，攝影／余志偉）
舉牌群像。（4/7，攝影／余志偉）
舉牌群像。（5/7，攝影／余志偉）
舉牌群像。（6/7，攝影／余志偉）
舉牌群像。（7/7，攝影／余志偉）
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遇過不少「假承攬真僱傭」的案例，我把舉牌人的問題帶去跟他們談。聽到我說自己連簽約對象是誰都搞不清楚時，協會成員劉念雲很不給面子地，笑了。
「哈哈哈你看看，你完了。」
「我覺得很糗。」
「怎麼會糗呢？這樣也好，你就知道一旦進到這個環境裡，連你是個大學生也只能乖乖照做，多問兩句可能就不用做了，講什麼『法』，都是『假』的。」
劉念雲的意思其實不是法律問題不重要，「捍衛勞動權益」也不僅僅是運動口號而已，正因為想要實踐，她才點出其中的無力感。8月中旬，蘇迪勒颱風侵襲的那個週六，除了吹出歪腰郵筒，也吹掉了舉牌人賺錢的機會，並把我往這種無力感吹得更近了一點。
那是週日，風雨平息的一大早，派報社又聚集著等待上工的人，有一個來自看護之家的舉牌人簽到後，立即開口借支當日薪水的200元，派報社人員不耐煩說「等一下！」她就坐到門外小心翼翼等待，還沒拿到錢，就不敢走。
過了幾天，《商業周刊》登了一篇主筆評論〈颱風天禁叫外賣，其實是在傷害勞工〉，在網路上被罵翻，理由很簡單，「生命權怎麼可以擺在勞動效益的後面？」這是一個很讓人同意的論點，但在家盯著電腦螢幕的同時，我也鮮明地想起那個等待的姿態，心裡很清楚，如果派報社在颱風天仍然需要舉牌工，她一定還是會去的。
另外一個早晨，一個幾乎每週都來的遊民渾身酒氣，鼻子上還掛著被人揍過的血，神情恍惚，不斷喃喃自語。看他走路不穩的樣子，我突然慶幸起派報社「規定」喝酒不能上工。轉念又想，這樣他就沒有錢了。
而那一天，派報社還是讓他去舉牌了。
人性是立體的，可恨之中或許也有可貴，那一天直到回程，這件事情都還縈繞我心──到底是派報社知道他有需求，故意放水，或是派報社根本不至於也不需要操心到他的安危？
我思索良久，都無法通往答案，卻因思索的本身明白一件事情：如果是前者，頂多是一個自由心證的答案，如果是後者，卻是一個有證據支持的答案。
也因此，「講什麼『法』，都是『假』的」這種感觸，並不是對「反剝削」產生困惑，也不是弄擰邏輯的評論，只是去做舉牌工的人，不少是失業者、遊民或社會福利機構的收容者，老弱病殘集大成，裡面有些人是一天不做就沒錢可用，隔天第一件事是預支當日工資的1/4才能吃飯的，在他們簽約的那個當下，重點已經不是那份契約有什麼問題、是否享有勞健保，重點是就算賣身，就算踏前一步刀山油鍋，還是得簽，因為他們需要那曝曬一天之後的800塊錢，這才是底層勞工的真實處境。
剝削早就發生了，從某些勞工之所以需要冒著危險出現在某些地方，或硬著頭皮接受某些條件開始，「生命權」就已經依存在「必須被剝削」之上了。那麼究竟要從哪一個環節修正起，才能真正捍衛「生命權」？
一位只擁有這份收入的舉牌人，很感激派報社給他這個機會，但也坦承這份工作毫無保障。（經過變聲處理，錄音／余志偉）
舉牌時站在店家門前會被嫌惡，最喜歡看路上迎娶的車隊，因為知道當天是好日子，心情也會跟著好起來。（經過變聲處理，錄音／余志偉）
舉牌人洪小姐談起自己曾遭警察驅趕，身心俱疲。（錄音／余志偉）
第四回：羅馬不是一天可以顛覆

台北市勞動局職業安全衛生科長李進欽。（攝影／余志偉）
在台北市政府5樓的一個小會談室裡，勞動局職業安全科科長李進欽攤開一張統計表格。我驚訝地發現，原來台北市勞動局過去3年曾針對「暑期高溫作業」進行勞動檢查，「舉牌員」正是其中一類對象。
那張表格顯示，勞動局曾經一年檢查了最多14家派報社、通知改善共10次。
「通知改善是要他們改善什麼？」
「要求派報社提供舉牌員飲水和座椅。」
「可是沒有啊，我今年去臥底的這家就沒有改善，路上看一看就知道其他家到現在也都沒有改善。」
這張表格也顯示，每一年的「裁罰次數」都是0。
「要求限期改善之後，勞動局多久以後會回去複查嗎？沒有改善的話就開罰？」
「說真的，礙於人力，除非又接獲勞工申訴才會再去看……」李科長坦言。
剛剛的驚喜很快就被澆熄。 這個狀況裡所牽涉的「人力」，指的是過去3年勞檢處職業衛生科的人力，而當時確實只有不到10人，有待檢查的行業也不只這一行。但我更在意的是，勞動局似乎沒有辦法處理最根本的勞務關係認定，沒有辦法告訴派報社說「欸，你們跟舉牌員明明就是僱傭關係，麥擱騙人家是承攬了，從此以後乖乖遵守《勞基法》吧，」只從枝微末節的飲水、座椅下手。

台北市勞動局勞動基準科科長葉建能。（攝影／余志偉）
問題是，「假承攬真僱傭」的手段就是為了迴避雇主責任，這樣的雇主還會在乎勞工的飲水和座椅嗎？ 對於這項疑問，勞動基準科科長葉建能表示，很少有勞工會針對「假承攬真僱傭」這種問題來申訴，多半是很具體地、直接指出自己被侵害了什麼權益，例如薪資、工時等。而對於勞動局來說，勞工簽的是什麼契約不重要，因為勞動局會做實質認定，假使明明是僱傭卻簽了承攬，勞動局還是會要求雇主負起應有的責任。
「可是我還是覺得，勞工簽的是什麼契約很重要。」我回想了過去幾個月接觸的狀況。
「嗯？」
「因為對勞工而言，他拿到什麼契約，常常就決定他相信自己有什麼權益；一旦相信這個工作就是沒保障，就算發生問題，他根本不會去申訴，也就走不到勞動局實質認定這一步。」
當部分雇主逃避責任已經成為一種現象，勞動局能不能不只是處理個案，或單純從職業安全的角度下手，而是全面清查不適用的勞務關係呢？針對這個層次的問題，還是得進入台北市勞動局長賴香伶的辦公室好好談。

台北市勞動局長賴香伶。（攝影／余志偉）
台北市勞動局長賴香伶：「如果法院判認這張（承攬契約）有效，我們去說的各種雇傭關係就會輸」。（錄音／余志偉）
賴香伶首先分析說，當整個經濟大環境越來越差、企業越來越節省成本時，最快衝擊到的就是邊緣的勞工，像派報、舉牌這類人形廣告就是這10年內漸漸產生的趨勢，屬於「非典型勞動」的一種。全國的非典型勞動人口大約70萬，台北市至少佔了1/3，也就是20幾萬。
「從救援的角度，我們要有好幾個系統，不可能只靠勞動檢查。台北市有這麼多行業，總共有至少12萬家事業單位，若真要一家一家勞檢，可以說10年輪一次，勞動檢查人力永遠都不會夠。勞動檢查比較像是威嚇性的手段，而不是改造整體環境的工具。」
承認勞檢的侷限後，她接著說下去，「要談工具的話，得善用《職業安全衛生法》，這會是一個比較好進場的法令，另外一個我們可以做的，就是把沒有投保的公司送勞保局，讓勞保局去開罰。」
「但，勞動局要發現哪些公司沒有投保，或者環境安全有問題，不是也要透過勞檢嗎？」
「還有接獲申訴啊！勞工自己來申訴當然很好，不必我們主動去查了才發現，而且勞工就算匿名，只要把地點、爭議細節寫明確一點，我們還是會去查。我們沒辦法說查了這一次就整體改善，但可以說你違反哪一條就罰多少錢。下一次假如又有人來申訴，就再罰一次。」
不過賴香伶也直言，「罰到他怕」這種事情不可能發生，要一個事業單位因為被抓到、被罰，從此以後就變得完全合理，在歷史上從未發生過，一般來講，資方不但不會怕，還會不斷換名字、換老闆，尤其像派報社這種設立成本很低的公司。就這一行來講，她認為從職業工會施力可能是比較好的方法。
賴香伶也提到，即使勞動局可以裁罰，可以實質認定是不是僱傭關係，就法律上而言，勞資雙方到底屬於哪一種勞務關係，還是要透過訴訟才能得到最後確認，無法全部由勞動局說了算。走到那一步的時候，關鍵就變成勞資兩造的舉證攻防，而這往往不容易。
「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得從這個環境的立體面去揭露問題，把面向鋪開，而不是單純鎖在『僱傭關係』這一點，否則到了法院那一關，其實常常出問題。之前有個按摩業的例子，我們勞動局主張是僱傭關係，認為店家有管理按摩師的事實，認為他們之間有從屬性，法院卻判定是承攬。我們輸了，且很怕這個案子變成通例……」
賴香伶苦笑起來，「有時候不要去訴訟還好，我們還可以協助訂定合理的工作規則，訴訟後反而有問題。」

勞工遭遇職場問題時，究竟要如何救濟自己的權益？（攝影／余志偉）
一路談下來，勞動局對於勞工們遭遇的種種狀況，似乎並非完全無解，但民間的感受仍然有落差，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成員楊國楨就曾抱怨，「根據我的調解經驗，勞動局就很消極啊，今天這個勞工跟雇主有爭議，例如薪資拿不夠，調解之後雇主還是不給，死不認帳，勞動局也沒有進行後續的裁罰，還是很被動地等勞工不甘願、自己再去檢舉。」
聽到《報導者》打算實際檢舉派報社看看，桃園產業總工會的一位成員也建議，「你們如果要檢舉的話，有爭議的地方不僅要蒐證，最好要能『反證』，要有一些能夠一翻兩瞪眼的東西；比方說，假如你想證明派報社有指揮、監督舉牌工的事實，你最好還要去『挑戰』他的指揮監督權，譬如故意違反他的指令，讓他很明確跟你說不行，不然他可能會說你就算不聽，他其實也沒有真的對你怎樣啊。」
不過，這些民間組織與勞動局或多或少都曾提到，整體勞工的勞動意識必須提升，這也是改造勞動環境的一個重要系統。
賴香伶說，「我自己是覺得，勞工教育有一部份一定要跟社區大學結合，另外，台北市勞動局目前正在跟教育局談，打算推動高中職的勞教札根計畫，首先要跟學生談勞動的價值，接著就是台灣的勞動法規範，以及職場上自我保護的觀念。」
這個「勞教扎根計畫」是她今年接任局長後推行的政策，希望將勞動教育納入高中職的正式課程。這套教材在2015年10月底之前已經大致定稿，編寫者是常常走上街頭，為社會議題發聲的大直高中公民老師黃益中。
黃益中受訪時表示，「教育才是根本！」他搭配公民科的部分課程主題，把關廠工人案、蛋塔工場惡性倒閉事件、外籍移工權益通通融進教材，希望最快可以明年上路。
羅馬不是一天造成，羅馬也不是一天可以顛覆；勞動環境的問題需要慢慢撼動，從教育著手似乎是一絲微光，只是那光能延伸到哪裡，就是必須長期檢驗下去的事情了……
第五回：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

聯合派報社10月底遭檢舉後，11月初即「解散」，但直到12月初仍在運作。（攝影／鐘聖雄）
「我們永遠很難把人『救』到我們滿意的程度，但如果連一家（公司）都改不了，就會變成通則，就會永遠都改不掉了。」
這句話出自工傷協會成員劉念雲口中，是我在這系列訪談裡印象很深刻的一段。
就媒體的角色而言，無法直接參與運動尋求改變，但想知道一般勞工面對職場問題時，到底能不能透過體制內的途徑，順利救濟自身權益？
於是，在結束勞動局的訪談之後，《報導者》於10月22日悄悄開啟了這項實驗。我就跟一般民眾一樣，用自己的名字前往台北市勞動局的網站，透過「勞資信箱」對聯合形象有限公司（聯合派報社）提起申訴。
一開始，一切看起來似乎很美好⋯⋯
在這封申訴函裡，我首先質疑聯合派報社與舉牌工簽訂「承攬契約書」是否恰當？我指出，派報社實質指揮、監督舉牌工的工作流程，明確規範集合、簽到、休息時間及工作方式等，明顯與承攬性質不符，有「假承攬真僱傭」、迴避《勞基法》雇主責任之嫌，譬如說聯合派報社目前就沒有替舉牌工投勞健保，國定假日的薪資也沒有依法加倍。
我也提醒勞動局，這家派報社在簽訂書面契約時，只要求舉牌工簽訂「乙方」，自己卻保持「甲方」空白，更不允許舉牌工持有契約，那未來如果遇到爭議，派報社或許就能逃脫責任？
非常欣喜的是，我很快就在10月30日收到勞動局的回函：「有關您申訴『聯合形象有限公司』涉違反勞動法令一案，本局已派員實施勞動檢查並依法妥處。」
哇，申訴後才一個禮拜，就已經實施勞動檢查了！高興之餘，11月5日的時候又打電話向程姓承辦人員詢問案件進度。
電話那邊傳來一個溫柔有耐性的女聲，在這通談話裡，她又詳細詢問我舉牌人的工作日程、是否要簽到、幾點簽到、簽契約的頻率等細節。她也告訴我，勞動局人員10月底前往聯合派報社進行勞動檢查時，要求派報社出示勞工的出勤紀錄，派報社卻說還沒準備好，於是勞動局要求派報社11月12日之前補資料，若勞動局最後發現舉牌工與派報社的關係真的是僱傭，而非承攬，就會依法開罰。 由於我的申訴函提到有關勞健保的事務，勞動局也依權責歸屬，把這起申訴轉給勞動部勞工保險局、衛福部中央健保署處理。
到這裡為止，一切看起來都很美好，社會的運作彷彿就跟中學公民課本教的一樣，有一定穩當的程序，人民可以經由這個程序獲得該獲得的保障。
檢舉後兩星期，派報社解散？
直到11月20日我再次收到台北市勞動局勞動檢查處的信件，才打破這個幻夢。
「有關您申訴『聯合形象有限公司』涉違反勞動法令一案，處理情形如下：查該事業單位目前業已登記解散，致使本局無法實施勞動檢查⋯⋯」
這間派報社解散了？晴天霹靂之下，我跑到經濟部的網站查詢，聯合形象有限公司的「公司狀況」確實寫著「解散」。
沒過幾天，勞動部勞工保險局、衛福部中央健保署的信件也分別來了，內容一致都是「查該公司104年11月6日業經主管機關核准解散在案，本案因申訴主體已不存在，無從查處。」
我第二度打電話給這個案件的勞動局程姓承辦人，想釐清事態何以崩壞至此。她在電話那端依然溫柔有耐性，對於自己負責的案件也記憶鮮明，我只講了申訴的公司名字，沒給案號，她就歷歷數說來龍去脈。
她表示，勞動局人員10月底前往聯合派報社的時候，派報社說暫時無法提供資料，勞動局就給他們兩週的寬限期，沒想到期限還沒到，派報社就在11月初的時候打電話告訴勞動局說，他們其實正在辦理解散手續。等到11月中，也就是提供資料的真正期限到了，派報社負責人李正言還親自到勞動局一趟表示，派報社已經於11月6日解散完畢。
整個申訴案件就此結案。
聽到這裡，我耳邊隱隱響起勞動局長賴香伶在上一次訪談時說的話：「要一個事業單位因為被抓到、被罰，從此以後就變得完全合理，在歷史上從未發生過，一般來講，資方不但不會怕，還會不斷換名字、換老闆，尤其像派報社這種設立成本很低的公司。」
於是我又在電話中向承辦人質疑，「這種狀況，不都是公司換個名字繼續開嗎？」
「我們目前查的狀態是解散了，針對你要申訴的部分無法續查⋯⋯」
「請問勞動局之前有遇過這種狀況嗎？這不是很常見？」
「我們這裡是勞動檢查，基本上沒辦法去追究後續狀況是怎樣⋯⋯」
「那我（勞工）如果真的跟公司有爭議要怎麼辦，之後要走調解程序嗎，但派報社現在又不具有公司身分，有辦法找他們來嗎？」
「嗯⋯⋯確實有困難，因為他們已經處於解散，就算他們不出席也沒有辦法。」
「這樣不是惡性倒閉嗎？」
「可能也算吧。」承辦人苦笑著說。而她稍後也坦言，「就算查到有違法事實，他已經處於解散狀態，我們也不能再處罰他」。
無力地結束這段談話，不到5分鐘，我忍不住又播了一通電話回去。
「我只是感覺好像使不太上什麼力耶！他們11月初都跟你們說在收了，勞動局好像也無法及時做什麼？」
「嗯⋯⋯確實這部分是這樣，因為他們是有限公司，除非是獨資，然後你們後來也找到他們後來的流向，才可能續查。譬如你未來發現有同一個雇主，也能夠舉證說他是另起爐灶，有相關事證，你就可以用新的事業單位來申訴。」
我終於靜靜地掛上電話，感覺先前訪問過的勞工團體的「預言」一項一項被印證：勞工必須一次又一次主動申訴，勞動局才會積極續查。勞工在過程中得自己想辦法舉證。
事實上，勞動局長賴香伶在前陣子的訪談裡也有一則預言：勞檢人員前往事業單位進行第一次檢查時，總是遇到對方推託，然後勞動局就得給對方2個禮拜的寬限期。
問題是，在這兩個禮拜裡，勞檢人員並不會再主動追蹤受檢單位，那麼受檢單位若要動手腳、就地解散，究竟要如何防範？就算勞工查出這間公司有借殼還魂的事實，對「新」公司提起申訴，會不會又是同樣的公式再演算一次？
假解散，真運作

原本派報社醒目的招牌已經撤下，但實際上派報社運作正常。（攝影／余志偉）
11月底的週末早晨，我悄悄到派報社所在位址查看。鐵門拉下了，招牌卸下了，但門前仍聚集著大批舉牌工，由一樣的派報社總監指派工作。這間宣稱11月6日就已解散的派報社，明擺著與被檢舉前幾乎一樣的風景。
隔了幾天，我以記者身分打電話給聯合派報社。有趣的是，這間「解散」的公司電話也沒換。
「喂你好，是聯合派報社嗎？」
「是。」咦，不是解散了？
「我們從勞動局那邊得知，你們最近遇到一次檢查，不知道後來狀況怎樣，聽說你們解散了？」
「對，解散了。」咦，怎麼又解散了？
「所以你們現在不叫聯合派報社？」
「對。」
「那現在的名字是？」
「就沒有了。」
「所以你們現在沒有在營業了？」
「對。」
撒完一連串的謊之後，對方匆匆結束了這通電話。
從假承攬、真僱傭，到假解散、真運作。這些真真假假，主管勞工權益的行政單位並非沒有遇過，卻始終拿資方沒皮條。但如何明辨，或許只是多到現場一次，以及多打一通電話而已。
番外篇：非典型舉牌人──邊談戀愛邊舉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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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典型舉牌人：舉牌情侶仁傑與蕾蕾。（攝影／余志偉）
各家派報社的勞動環境其實有細微的差異。有些派報社與《報導者》臥底的派報社不同，對於舉牌人的要求不嚴，不勉強舉牌人對牌子「隨侍在側」，只要在附近看著即可，中途偶爾換人代班也無所謂，給予舉牌人較自由的工作空間。
於是我才有機會闖進這樣一個奇異的場景：台北市新莊區的一處高架橋下，年僅17歲的蕾蕾坐在地上，手邊放著一只籠子，籠子裡是一隻巴掌大的蜜袋鼯。蜜袋鼯還年幼，隔一段時間就需要蘋果乾的餵食，需要衛生紙輕輕拭去排泄物。當蕾蕾這麼做的時候，神情顯得特別沉穩，動作不疾不徐，如同她耐心陪伴大她一歲的男友仁傑渡過一天的舉牌時光。
他倆是透過線上遊戲認識的，交往幾個月，感情就好到不像話。與蕾蕾比起來，仁傑的個性較為外放、稚氣，聊起他在台北海洋技術學院輪機系學到的東西，他立刻打開手機滑出一張又一張照片，得意地介紹他自行焊接的氣缸頭架等成品，蕾蕾只是在旁靜靜地微笑著，而臉書大頭貼裡與蕾蕾靠在一起的仁傑也微笑著。
每一個週末早晨，仁傑先把牌子與電線桿綁牢在一起，再窩到蕾蕾所在的高架橋下，守著牌子和彼此。放眼週遭沒什麼店面，也沒什麼人，來來往往只有車輛。紅男綠女，人世繁華，這兩顆繽紛年少的心竟棲息在如此單調的時空裡。
然而因為愛情，他們看起來並不荒涼。
番外篇：非典型舉牌人──帶著「加味的」上工
文／余志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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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典型舉牌人：王桑。（攝影／余志偉）
王桑坐在店門外的摩托車上，看上去年紀不大，卻感覺出來在這個區域很資深。搭聊之下才知道他當舉牌人已經10年，從早期的A字板到現在的T字牌他都經歷過，現在已經六十好幾，孫子也有好幾個。問他為什麼來當舉牌人，豪氣的閩南語脫口而出：「在家裡會喝死，出來加減賺一點。」他說他不像其他人，平常在工地有固定打工，算是可以維持生計，出來做舉牌人是消磨時間外加賺零用錢，以他資深的經歷來看，這份工作他還得心應手。
第一次雨天認識王桑後，跟他約第二次碰面，那天太陽也來湊熱鬧，氣溫有點高張。一看到王桑，他便開口：「少年耶，等一下中午一起吃飯吧？」我掛慮工作都還沒進行，不斷推辭，但王桑不這麼想，「我們邊吃邊聊，不要一直問我。」來到旁邊的便利店，「少年耶，天氣這麼熱，喝啤酒好了，要大罐還小的，一罐夠不夠？」王桑一次拿了三罐，「少年耶，這三罐都是你的，我的是這瓶，」王桑打開寶特瓶蓋咕嚕咕嚕喝了幾口，接著跟我說：「這是加味的！」我一直以為他是在喝開水，沒想到是「酒」。
感覺酒精濃度沒讓他暈醺，卻讓王桑打開話匣子，「人生為了什麼？就是為了吃飯。你不要看我這個樣子，我以前可是有二把刷子的。」原來王桑年輕時走過江湖路，早年還被送進過綠島監獄，雖然半信半疑，但他說得鉅細靡遺、歷歷在目，也不由得相信七八分。回台灣後跟一位江湖路上的大哥到大陸投資做車床，那時中國要台灣資金與技術，每天招待他們夜夜笙歌、酒醉金迷，等到他們覺醒，土地、廠房、技術、員工全被中國吞掉。虧本回台灣想再試試江湖路，沒想到風氣大變，過去道上的守信重義全都蕩然無存，他也就徹底放棄這條路，「少年耶，要看一個人要有多忠、多信、多誠，就看他有沒有孝順父母，如果沒有，那他都是騙人的！」。
一頓飯一個小時不到，不但問完工作要蒐集的答案，更閱覽王桑的「豐功偉業」，「你說我的故事是不是可以拍一部電影？要是我有錢，找人來拍我的故事，肯定會賣座。你聽了那麼多，不然劇本給你寫？」是不是能寫個電影劇本，我不清楚，但是王桑說來有滋有味，早已讓我沈醉在那個歲月的故事裡。
| 王立柔 |
透過我的報導認識我吧！ (irosarian@twreporter.org)
| 余志偉 |
學習攝影、新聞、藝術與新媒體，喜歡天馬行空、嘗試與創新。自由、參與、共享，努力讓台灣攝影環境及發展更多元。(shakingwave@twreporter.org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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