馮侖：真實的台灣很中國，很現代

馮侖：真實的台灣很中國，很現代

　　台灣是一個很中國，很現代的一個地方。如果說形像比喻，它像一個很漂亮的女人，但平時卻素面朝天的樣子，你不經意之中會忽略她，但你仔細停留下來你會非常喜歡她。相當於說一個青春靚麗，但是平時不怎麼打扮，她穿的是很普通的衣服，因為你到台灣第一眼，她就是一個很普通的，房子、街道，你不會覺得有什麼特別，但是你停下來仔細的看，她稍微一倒持，你眼前一亮。

　　台灣很中國，但他還很現代。所謂很中國就是你會感覺文化是完整的，不像大陸的這幾十年的變化，文化很斷裂。我們這一百年，大陸這邊的文化不斷在撕扯，價值觀很破碎很斷裂。


　　官不聊生 人民安心

　　台灣是法制和民主的一個環境，所以它的媒體是什麼，只說壞的不說好的。媒體把壞事件作為好新聞，狗咬人都是好新聞，所以他只說壞的。你想，如果我們這的媒體光說好的，那個媒體光說壞的，你可不是看來看去就覺得台灣很鬧心麼。但是他跟美國是有點像，美國比如說一個校園槍擊案，一下子能報好幾篇，什麼都說，但我們這可能一看，不利於維穩，它就不說了，那你看見的都是和諧社會。所以由於媒體這樣的特點，就造成了一個大眾的誤判，你會覺得台灣怎麼那麼亂，選舉誰攻擊這個，誰罵那個的。但你仔細一想，他因為媒體不斷的說，帶來了幾個特別跟我們這的不一樣的，一個是說這種獨立的媒體背後實際上是一個言論權利的表達問題，言論自由的權利是受到充分尊重的，所以他才吵的這麼厲害。

　　第二，媒體對官員的監督很厲害，所以官不聊生。我跟他們講一個故事，誰家裡要是當一個部長是個愁死人的事。我們這說要提拔你當部長，全村都送禮，同學都在慶祝，晚上還要喝酒祝賀。但他那不一樣，一旦你被選舉當部長，首先就比較愁，全家人都得討論，多數家裡人不願意當部長，為什麼？媒體天天盯著你，你只要干一點壞事，就報道你，你要不干壞事，比如你的小孩，今天上學，開車去的，開什麼車，立即就報。然後就看你這個車和你的收入匹不匹配。因為他的財產是透明的，你的財產夠不夠買這個車。這樣的話，對官員的監督非常厲害，就保證他廉政，保證官員系統的廉潔。

　　還有一個，你會發現它跟美國有點像，所有社會不好的東西，都是他媒體自己揭露的。美國人在伊拉克虐囚，不是伊拉克舉報的，也不是中國人舉報的，是美國人媒體自己舉報的。網上所謂的泄密，都是自己說的。你反過來想，他敢自己說，誰都可以說，結果社會的健康，所有的弊端、弊病都不斷的被自己挑破了說，所以這個社會是很健康的，所以他是官不聊生。官員受制於媒體，另外受制於法律，這樣的一個結果是保護了其他的人。相對來說，我們這是不是比他好呢？那很難講，因為這件事情不能比。但，如果我們的媒體也這麼開放，我相信大家對身邊的看法都開始改變，一個是媒體性質，一個是客觀效果。

　　正因為這樣，台灣還有一個有意思的事情，台灣人的判斷能力都特別強。你想天天都是媒體說的什麼事都有五六種說法，那你怎麼辦，只好自己判斷了。如果我們都是一個聲音去宣傳，其實大家沒有判斷力了，你都是跟著媒體走了。所以台灣一方面是吵吵，但是另一方面，中產階級、選民和老百姓都特別獨立，都特別會判斷，而且沒什麼影響。不像我們這主要是統一說法，大家都沒這麼多的想法，最後造成一個沒什麼改變的社會。


　　禮義廉恥 身體力行

　　保護傳統文化方面，其實台灣沒有刻意的去做太多的事情，它就是自然的一種延續。比如說，我們在49-76年這一段，實際上有意識把這些文化，涉到另外一個軌道，特別是文革，就是要把它徹底改革。台灣沒有，它就是經歷這樣一個過程，從幾千年下來，一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延續，它就是這麼下來的，所以禮、義、廉、恥都是台灣從小的教育。當然台灣在現代化以後，最近有一本書叫《我們台灣這些年》，裡邊也講到了，大概也是在GDP從3000美金到8000美金這段時間是社會矛盾蒸發的這段時間，台灣人也開始一種價值混亂，究竟這個傳統要不要。另外對於一些物質性，在台灣也有一個物質的過程，在這個時候它就提出了價值重建，實際上是國家價值重建，實際上就是重新確立新的國家的一個價值觀念，這套國家的價值觀念就繼承了中國的傳統，同時也去了意識形態化。

　　台灣還有一個事，在講到文化上，在早期台灣一方面是中國傳統文化，另一方面是泛意識形態化。台灣的意識形態當時是三民主義，到哪都三民主義，煙盒上都寫三民主義，相當於我們今天寫科學發展，哪都得寫，馬路上面全是。蔣介石去世後，台灣有一段意識形態化非常的厲害，蔣經國後期逐步的叫意識形態空殼化，也就是說，只有上層少數人在講，大家老百姓已經不講了。那麼到後來呢，蔣經國以後這些年，實際上，政黨只有政策沒有意識形態。什麼叫意識形態？說起來比較復雜，但總的來說政黨和理論體系，一種理論體系是服務於一些政黨的意識形態，這些東西都已經沒有了。現在都是政策，民進黨、國民黨都是政策上的差別，沒有意識形態上的大的差別，國家觀念沒有什麼差別，像美國共和黨、民主黨一樣，他們都是在自由民主前提下的一些差別，所以這些東西逐步就變成了一個有很多的，各種各樣的，多樣化的文化，但他基本上保留了中國傳統的核心的道統，以及生活形式、生活方式、交往模式等。

　　我舉個例子，比如“孝”字。在我們這，基本上“孝”都是到父母病的時候才覺得是要“孝”，父母沒有病的時候每天行禮都不行。我昨天剛到我父母那，也沒有說鞠個躬之類的，行禮是沒有的，來就是挺孝順了，然後吃個飯聊聊天。我們有一次在台灣，有一個人，說我路過家裡，我要去看一看老母親，要不要一起上去一下？我們說都辦事，走半道上怎麼想起這個？他說因為路過，我應該去看一看，我說那行吧，結果到了家裡先給母親鞠個躬，然後問寒問暖，到底有什麼事，沒有了，然後他介紹我們這些朋友，最後再去拜別。我就覺得這個恭敬程度，這給我們很大的震撼，這真是不一樣的。所以這個孝，並不是說在嘴上的禮數。所謂禮義廉恥，第一個禮，就是一些儀式，彼此表示尊敬，表示一些尊卑、高低這樣一些程序性的事。比如說我作為一個董事長，在大陸的感受和在台灣感受不一樣，在台灣感受董事長是一個很大的事，他那個尊重，因為他們禮義廉恥的訓練，他就非常尊敬，包括開門、鞠躬，完全的一套程序。比日本人當然沒有那麼嚴格，但是認真程度讓你感覺到很感動。從整個中國文化上來說，在台灣是自然延續下來的，另外，政府的教育給予一個強化，然後國民本身的身體力行，這樣的話你會覺得非常舒服，什麼都是有規有矩的。


　　大陸人喜歡說大事　台灣人樂於聊小事

　　關於說到80後，我覺得台灣不怎麼討論這個問題。這個問題在哪呢？有一件事你們可以看一下，龍應台寫的一篇叫做《你所不知道的台灣》，大陸人是大宏觀思維，一說就是80後一代人，每個人都操心這麼偉大的事，台灣人淨想小事，淨說小事，為什麼呢？

　　我有一次去台灣，和王石，很多人，上公共汽車都老問統一的事，台灣人說我們不研究這事，我們都不關心這事，怎麼你們全講都是大事，革命統一，國家民族，我們這說的全是吃喝玩樂，然後上班掙錢。他說為什麼呢，因為這是民主社會，很簡單，領導人任期是一定的，再壞八年，時間一到就下台了，我就熬八年唄，另外一個我平時又能罵他，我還能不選他，這是根本，他再壞也就這樣了。另外還有法律在管他，能壞到哪兒啊，所以，大家不研究這事。那剩下的時間干什麼，研究自己，比如台灣玩香，小事小鬧，焚香成為雅趣，雅式生活；台灣玩飯，台灣飲食做的很好；弄茶；研究土布怎麼能做成有意思的衣服，天天說的全是小趣事，這是龍應台講的邏輯，我仔細觀察了，我很贊成的確是這樣。在歐美你會發現沒有人談大事，大事沒什麼可談的。尤其是資產階級革命進入到現在資本主義，歐美沒有政變的。為啥，沒動力，你政變啥啊，你該罵你也罵了，你也可以選舉啊，他要干壞事法律也起訴他，再壞幾年他也下台了，沒有人干這個事。相反你看非洲專職很厲害，老有政變，為啥？你不政變他老也不下台，而且還不讓你罵，法律又管不了，所以大家一急就想另一種辦法，。所以差別就在於，我們這的人呢，老研究大事，所以才研究80後，操這心。實際上真的不應該操這心，哪一代人都被看不起過，但是看不起他的人都死了，最後我們長起來了，一樣他躺在地上也得尊敬你。沒辦法，現在社會哪一代都是這樣，我讀書的時候上邊的人也老看不起我，那現在他都不在了，他還說啥，我該說他了，我怎麼說他他也沒著。同樣中國大陸現在又是很多人宏觀思維，老去說這些大事，這有什麼可說的。

　　年輕不迷茫叫年輕人嗎，年輕不困惑叫年輕人嗎？你20歲不困惑，80歲困惑那是國家的悲劇。如果15歲20歲不困惑不迷茫，社會沒有新的選擇，就不可能有新的出路。它因為困惑、迷茫，他有新的選擇，有新的出路，社會就進步了，對不對？所以20歲困惑，30歲還有點迷茫都可以理解，但50歲、80歲還迷茫，然後還稀裡糊塗的，基本上這個社會是比較成問題的。所以我們不應該擔心年輕人迷茫，我們現在最應該擔心的是，60、70歲的人還迷茫，比如對於社會、改革、國家、前途，他還很迷茫。但是他又有很高的地位，又管很多事，這才是我們的不幸。所以我們年輕人迷茫和困惑是社會進步的起因，如果50、60歲的人，位高權重的人還迷茫是社會的不幸，我們應該更關注50、60歲的人千萬別迷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