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6年5月27日 星期五

馮侖:真實的台灣很中國,很現代

馮侖:真實的台灣很中國,很現代

  台灣是一個很中國,很現代的一個地方。如果說形像比喻,它像一個很漂亮的女人,但平時卻素面朝天的樣子,你不經意之中會忽略她,但你仔細停留下來你會非常喜歡她。相當於說一個青春靚麗,但是平時不怎麼打扮,她穿的是很普通的衣服,因為你到台灣第一眼,她就是一個很普通的,房子、街道,你不會覺得有什麼特別,但是你停下來仔細的看,她稍微一倒持,你眼前一亮。

  台灣很中國,但他還很現代。所謂很中國就是你會感覺文化是完整的,不像大陸的這幾十年的變化,文化很斷裂。我們這一百年,大陸這邊的文化不斷在撕扯,價值觀很破碎很斷裂。


  官不聊生 人民安心

  台灣是法制和民主的一個環境,所以它的媒體是什麼,只說壞的不說好的。媒體把壞事件作為好新聞,狗咬人都是好新聞,所以他只說壞的。你想,如果我們這的媒體光說好的,那個媒體光說壞的,你可不是看來看去就覺得台灣很鬧心麼。但是他跟美國是有點像,美國比如說一個校園槍擊案,一下子能報好幾篇,什麼都說,但我們這可能一看,不利於維穩,它就不說了,那你看見的都是和諧社會。所以由於媒體這樣的特點,就造成了一個大眾的誤判,你會覺得台灣怎麼那麼亂,選舉誰攻擊這個,誰罵那個的。但你仔細一想,他因為媒體不斷的說,帶來了幾個特別跟我們這的不一樣的,一個是說這種獨立的媒體背後實際上是一個言論權利的表達問題,言論自由的權利是受到充分尊重的,所以他才吵的這麼厲害。

  第二,媒體對官員的監督很厲害,所以官不聊生。我跟他們講一個故事,誰家裡要是當一個部長是個愁死人的事。我們這說要提拔你當部長,全村都送禮,同學都在慶祝,晚上還要喝酒祝賀。但他那不一樣,一旦你被選舉當部長,首先就比較愁,全家人都得討論,多數家裡人不願意當部長,為什麼?媒體天天盯著你,你只要干一點壞事,就報道你,你要不干壞事,比如你的小孩,今天上學,開車去的,開什麼車,立即就報。然後就看你這個車和你的收入匹不匹配。因為他的財產是透明的,你的財產夠不夠買這個車。這樣的話,對官員的監督非常厲害,就保證他廉政,保證官員系統的廉潔。

  還有一個,你會發現它跟美國有點像,所有社會不好的東西,都是他媒體自己揭露的。美國人在伊拉克虐囚,不是伊拉克舉報的,也不是中國人舉報的,是美國人媒體自己舉報的。網上所謂的泄密,都是自己說的。你反過來想,他敢自己說,誰都可以說,結果社會的健康,所有的弊端、弊病都不斷的被自己挑破了說,所以這個社會是很健康的,所以他是官不聊生。官員受制於媒體,另外受制於法律,這樣的一個結果是保護了其他的人。相對來說,我們這是不是比他好呢?那很難講,因為這件事情不能比。但,如果我們的媒體也這麼開放,我相信大家對身邊的看法都開始改變,一個是媒體性質,一個是客觀效果。

  正因為這樣,台灣還有一個有意思的事情,台灣人的判斷能力都特別強。你想天天都是媒體說的什麼事都有五六種說法,那你怎麼辦,只好自己判斷了。如果我們都是一個聲音去宣傳,其實大家沒有判斷力了,你都是跟著媒體走了。所以台灣一方面是吵吵,但是另一方面,中產階級、選民和老百姓都特別獨立,都特別會判斷,而且沒什麼影響。不像我們這主要是統一說法,大家都沒這麼多的想法,最後造成一個沒什麼改變的社會。


  禮義廉恥 身體力行

  保護傳統文化方面,其實台灣沒有刻意的去做太多的事情,它就是自然的一種延續。比如說,我們在49-76年這一段,實際上有意識把這些文化,涉到另外一個軌道,特別是文革,就是要把它徹底改革。台灣沒有,它就是經歷這樣一個過程,從幾千年下來,一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延續,它就是這麼下來的,所以禮、義、廉、恥都是台灣從小的教育。當然台灣在現代化以後,最近有一本書叫《我們台灣這些年》,裡邊也講到了,大概也是在GDP從3000美金到8000美金這段時間是社會矛盾蒸發的這段時間,台灣人也開始一種價值混亂,究竟這個傳統要不要。另外對於一些物質性,在台灣也有一個物質的過程,在這個時候它就提出了價值重建,實際上是國家價值重建,實際上就是重新確立新的國家的一個價值觀念,這套國家的價值觀念就繼承了中國的傳統,同時也去了意識形態化。

  台灣還有一個事,在講到文化上,在早期台灣一方面是中國傳統文化,另一方面是泛意識形態化。台灣的意識形態當時是三民主義,到哪都三民主義,煙盒上都寫三民主義,相當於我們今天寫科學發展,哪都得寫,馬路上面全是。蔣介石去世後,台灣有一段意識形態化非常的厲害,蔣經國後期逐步的叫意識形態空殼化,也就是說,只有上層少數人在講,大家老百姓已經不講了。那麼到後來呢,蔣經國以後這些年,實際上,政黨只有政策沒有意識形態。什麼叫意識形態?說起來比較復雜,但總的來說政黨和理論體系,一種理論體系是服務於一些政黨的意識形態,這些東西都已經沒有了。現在都是政策,民進黨、國民黨都是政策上的差別,沒有意識形態上的大的差別,國家觀念沒有什麼差別,像美國共和黨、民主黨一樣,他們都是在自由民主前提下的一些差別,所以這些東西逐步就變成了一個有很多的,各種各樣的,多樣化的文化,但他基本上保留了中國傳統的核心的道統,以及生活形式、生活方式、交往模式等。

  我舉個例子,比如“孝”字。在我們這,基本上“孝”都是到父母病的時候才覺得是要“孝”,父母沒有病的時候每天行禮都不行。我昨天剛到我父母那,也沒有說鞠個躬之類的,行禮是沒有的,來就是挺孝順了,然後吃個飯聊聊天。我們有一次在台灣,有一個人,說我路過家裡,我要去看一看老母親,要不要一起上去一下?我們說都辦事,走半道上怎麼想起這個?他說因為路過,我應該去看一看,我說那行吧,結果到了家裡先給母親鞠個躬,然後問寒問暖,到底有什麼事,沒有了,然後他介紹我們這些朋友,最後再去拜別。我就覺得這個恭敬程度,這給我們很大的震撼,這真是不一樣的。所以這個孝,並不是說在嘴上的禮數。所謂禮義廉恥,第一個禮,就是一些儀式,彼此表示尊敬,表示一些尊卑、高低這樣一些程序性的事。比如說我作為一個董事長,在大陸的感受和在台灣感受不一樣,在台灣感受董事長是一個很大的事,他那個尊重,因為他們禮義廉恥的訓練,他就非常尊敬,包括開門、鞠躬,完全的一套程序。比日本人當然沒有那麼嚴格,但是認真程度讓你感覺到很感動。從整個中國文化上來說,在台灣是自然延續下來的,另外,政府的教育給予一個強化,然後國民本身的身體力行,這樣的話你會覺得非常舒服,什麼都是有規有矩的。


  大陸人喜歡說大事 台灣人樂於聊小事

  關於說到80後,我覺得台灣不怎麼討論這個問題。這個問題在哪呢?有一件事你們可以看一下,龍應台寫的一篇叫做《你所不知道的台灣》,大陸人是大宏觀思維,一說就是80後一代人,每個人都操心這麼偉大的事,台灣人淨想小事,淨說小事,為什麼呢?

  我有一次去台灣,和王石,很多人,上公共汽車都老問統一的事,台灣人說我們不研究這事,我們都不關心這事,怎麼你們全講都是大事,革命統一,國家民族,我們這說的全是吃喝玩樂,然後上班掙錢。他說為什麼呢,因為這是民主社會,很簡單,領導人任期是一定的,再壞八年,時間一到就下台了,我就熬八年唄,另外一個我平時又能罵他,我還能不選他,這是根本,他再壞也就這樣了。另外還有法律在管他,能壞到哪兒啊,所以,大家不研究這事。那剩下的時間干什麼,研究自己,比如台灣玩香,小事小鬧,焚香成為雅趣,雅式生活;台灣玩飯,台灣飲食做的很好;弄茶;研究土布怎麼能做成有意思的衣服,天天說的全是小趣事,這是龍應台講的邏輯,我仔細觀察了,我很贊成的確是這樣。在歐美你會發現沒有人談大事,大事沒什麼可談的。尤其是資產階級革命進入到現在資本主義,歐美沒有政變的。為啥,沒動力,你政變啥啊,你該罵你也罵了,你也可以選舉啊,他要干壞事法律也起訴他,再壞幾年他也下台了,沒有人干這個事。相反你看非洲專職很厲害,老有政變,為啥?你不政變他老也不下台,而且還不讓你罵,法律又管不了,所以大家一急就想另一種辦法,。所以差別就在於,我們這的人呢,老研究大事,所以才研究80後,操這心。實際上真的不應該操這心,哪一代人都被看不起過,但是看不起他的人都死了,最後我們長起來了,一樣他躺在地上也得尊敬你。沒辦法,現在社會哪一代都是這樣,我讀書的時候上邊的人也老看不起我,那現在他都不在了,他還說啥,我該說他了,我怎麼說他他也沒著。同樣中國大陸現在又是很多人宏觀思維,老去說這些大事,這有什麼可說的。

  年輕不迷茫叫年輕人嗎,年輕不困惑叫年輕人嗎?你20歲不困惑,80歲困惑那是國家的悲劇。如果15歲20歲不困惑不迷茫,社會沒有新的選擇,就不可能有新的出路。它因為困惑、迷茫,他有新的選擇,有新的出路,社會就進步了,對不對?所以20歲困惑,30歲還有點迷茫都可以理解,但50歲、80歲還迷茫,然後還稀裡糊塗的,基本上這個社會是比較成問題的。所以我們不應該擔心年輕人迷茫,我們現在最應該擔心的是,60、70歲的人還迷茫,比如對於社會、改革、國家、前途,他還很迷茫。但是他又有很高的地位,又管很多事,這才是我們的不幸。所以我們年輕人迷茫和困惑是社會進步的起因,如果50、60歲的人,位高權重的人還迷茫是社會的不幸,我們應該更關注50、60歲的人千萬別迷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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